陈寅恪颇推重宋儒。宋儒论人有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疏，大致即是把人的存在分为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两个层面。我们不妨即以此尝试解读陈寅恪。
陈氏自谓，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即一个坚持民族传统为本位，同时吸收外来之文化的中体西用论者。五四对陈似未造成什么影响。他最早的文字见载于所谓保守阵营的《学衡》，其家族与杜亚泉的《东方杂志》关系也颇密切。1930年，罗家伦将所编记录“科学人生观”之胜利的《科学与玄学》一书赠与陈氏，陈随即口占一联，幽了他一默：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确实，陈氏的精神谱系与新派知识分子颇异其趣。其留美同学吴宓于60年代晤见陈氏后，记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幼承庭训确立的这种根器，决定了陈氏“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的人生定位。孟子说人“必先立乎其大者”，这种中华文化“托命人”的使命感应即陈氏人格中之“大者”。
细读陈氏著述及生平，其自然生命层面，冷、傲、悲三种性格特质凛然可感。冷，是洞悉世道人情而无所求的淡然超拔。傲，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矜然自许。悲，则是从自己生命体验中迸裂出来的悲怆，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情。
前者当归因于其世家出身、天资聪颖和少年得志。后者与此虽同样相关，但主要是由于其祖辈政治生命的早夭、散原老人文人气质的薰染以及他本人少年时代起的体弱多病。当然，最终还是时局的动荡将这种性格倾向整合成型。
性格即命运。不能否认，正是那份睥睨一切的傲岸为陈氏不事王侯的特立独行提供了意气上的支持；那份自伤自悼的悲情则为陈氏在困厄和磨难中提供了一个心理平衡的支点。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鼓摩相荡，成就了作为感性存在的陈寅恪，也成就了作为文化象征的陈寅恪。
就其一生而言，后者凸显于论学文字，前者则浸渗于诗歌创作，如二重奏然。但是，随着岁月推移，生命之悲渐渐压倒斯文之念，终至于“著书唯剩颂红妆”。———既要维持文化担待，又要安顿生命情怀，柳如是，一个有文化操守的弱者，自是他唯一可能的选择。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河东君的心曲，在这位世家子弟的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想当年春风得意，以司马温公的事业相期许；七十五年沧桑，却成一部断肠史。“呜呼！此岂寅恪少年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陈氏以《寒柳堂集》名其诗文创作，与柳氏此咏寒柳词一样，自伤自悼之意甚明。可是，其伤其悼，又岂只是为个体生命之无寄而悲，实更为民族文化生命之花果飘零而长歌当哭也。
余英时认为，通过对陈寅恪的研究，年轻一辈人正重新考虑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定位问题。这大概是一种希望，希望我们通过理解陈寅恪，重新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陈氏所期盼的“来世相知者”，此其之谓乎？
